空战对抗，激烈展开！东部战区时刻准备战斗

5月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“子弹库帛书”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(hé)第三卷《攻守(gōngshǒu)占》抵达北京(běijīng)，并将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。 5月16日，国家文物局在驻美大使馆接收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内容分别为四时十二月(shíèryuè)的宜忌(yíjì)、攻城守城的宜忌 图据：视觉中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，1946年流失至(zhì)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唯一出土的(de)战国帛书，也(yě)是迄今(qìjīn)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，对于古文字、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 子弹库帛书一共(yīgòng)三卷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，内容主要(zhǔyào)为与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华盛顿。 而从出土到(dào)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故土，子弹库帛书颠沛流离的历史，既是(shì)动荡岁月的写照，也是世道人心的见证。 民国时期，盗墓猖獗。学者倪方六(liù)在《民国盗墓史》一书中分析，原因一是军阀混战动荡不堪；二是(èrshì)外国势力侵入，“国际买家的出现，让民国时期‘产、供、销’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成形(chéngxíng)。” 长沙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“东南之会”、西汉时期历时两百余年(liǎngbǎiyúnián)的长沙国国都，无论楚墓还是汉墓都众多，也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之地，某种程度(mǒuzhǒngchéngdù)上可谓十墓(shímù)九空。在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重要战场，众多被称为“土(tǔ)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长沙(chángshā)城 任全生是当时长沙盗墓贼中的佼佼者(jiǎojiǎozhě)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很快便因天赋异禀而声名鹊起。1942年9月某晚，任全生带着漆效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等人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点，用15米长(mǐzhǎng)的探针凿穿了一处古墓的封土和(hé)木棺椁层，从(cóng)墓中盗得常见的铜器(tóngqì)、陶器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 任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的价值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眼里，除去金银珠宝只有铜器、木器能值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处理给了外号“唐裁缝”的古玩店老板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烂丝织品(sīzhīpǐn)(sīzhīpǐn)没算钱，相当于送给他(tā)。”任全生要几十年后才(cái)知道：当时他看不上的这些(zhèxiē)烂丝织品，比其它物品(wùpǐn)加在一起的拍卖价都要高得多。 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考古学家商承祚求售，双方正在(zhèngzài)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长沙人的文物专家蔡季襄1943年冬由上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以3000元法币从唐手中买下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著名藏书家叶德辉(yèdéhuī)的亲戚，从小(cóngxiǎo)受教于叶。他用毛笔(máobǐ)将帛书(bóshū)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(xiǎoxīn)除去，再请来一位裱糊名匠装裱。裱好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。 《四时令》的文字以四方(sìfāng)顺序排列，象征四季流转 其余的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(zhàn)》。当时这样(zhèyàng)的丝质文字称为“缯书”，而(ér)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，“帛书”的称谓逐渐取而代之。 1944年4月，日寇(rìkòu)进攻长沙，蔡季襄举家逃难，帛书则用一个铁筒装好随身携带(suíshēnxiédài)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屠杀(túshā)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黄茀莲(lián)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。 侥幸逃到湖南安化安顿下来的蔡季襄，哀伤妻女、终日困处之际，将所带缯书“爰加董理，釐定次序，附以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(wǎnzhōu)缯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和研究(yánjiū)子弹库帛书(bóshū)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(zhīhòu)所有研究的起点。 《晚周缯(zēng)书考证》扉页 1945年抗战胜利，蔡季襄回到长沙，但(dàn)已是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窘困。蔡为生活所迫，想起(xiǎngqǐ)上海最大的古董店金才记古玩店还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缯书上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(dǎsuàn)到大城市用红外线摄影将字迹照出来。于是1946年夏(xià)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 此时美国情报人员(qíngbàorényuán)柯强（John Hadley Cox）受(shòu)派遣来华，住在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(nián)毕业于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学会派遣到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，其间即广泛搜求(sōuqiú)中国古文物(wénwù)，更一度因与蔡季襄争购(zhēnggòu)而引来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柯强回国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“长沙出土文物展”。 柯强在长沙的古墓盗洞(dàodòng)前 蔡季襄托金才(cái)记店主金从怡帮他找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，金满口答应，却将此事告诉了柯强(kēqiáng)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(bāngqiāng)下(xià)，蔡季襄带上缯书到了霞飞路柯强的住所。 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，“但我(wǒ)有个朋友也(yě)是研究(yánjiū)红外线摄影的，器材比我还好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一起拍——无论如何保证明天可以把照片拍好。”也许是求字迹心切，蔡季襄(xiāng)就此将缯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 第二天一到柯强(kēqiáng)住处，柯强却说：“昨晚拍了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来辞行，我就托(tuō)他带到美国拍摄去了，大约一周之内就能把缯书(shū)和照片一并寄回。”气愤至极的蔡季襄坚决不同意(tóngyì)，要柯强立刻退还缯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(wànměijīn)作担保金、先付一千为定。 面对柯强的耍无赖和傅佩鹤的软硬兼施(ruǎnyìngjiānshī)，无奈的蔡季襄与柯强签订了契约。之后每隔两三天，蔡就去催问一次，柯强总是说照片难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(fǎnzhèng)总会寄回来”。终于(zhōngyú)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襄只能怏怏返湘(fǎnxiāng)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(de)蔡季襄和女儿女婿 之后蔡季襄又托柯强曾经的(de)(de)学生、赴美留学的吴柱(wúzhù)存去与柯强交涉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缯书，反说一万美金定价太贵，要(yào)降价才能售出。蔡季襄再度表示：“我的缯书无论如何不能卖掉，请马上寄还，一千美金退你。” 蔡季(càijì)襄最后得到的答复是，“对蔡先生(càixiānshēng)所托的事恐怕不能办到，请原谅。” 1980年1月，蔡季襄去世(qùshì)(qùshì)。同年年底，舒尔特斯（Frederic D. Schulteis）也在美国去世。他是把(bǎ)子弹库帛书带到美国的人。 舒尔特斯是柯强的(de)上级(shàngjí)，他受柯强之托，将(jiāng)帛书带到了位于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帛书后(hòu)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》借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存期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则借存于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。 1964年4月10日，柯强取出存放到期的《四时令》，将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戴福保。两年后(hòu)，《四时令》以50万美元(wànměiyuán)的价格被戴卖给了阿瑟·塞(sāi)克勒（Arthur M. Sackler）。 阿瑟·塞克勒(kèlēi)发迹，源于创新地使用新式广告(guǎnggào)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直销广告上(shàng)饱和(bǎohé)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注意力资源。现代(xiàndài)医药广告的诞生，即始于他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·塞克勒、莫蒂默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挣得盆满钵(bō)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艺术爱好买单的，是生产著名的安眠药“安定”。 购入帛书时，其好友直言：“只要拥有这件帛书，哪怕你把你现有的藏品全扔进(rēngjìn)哈德逊河也算不了什么(shénme)。” 1967年，阿瑟·塞克勒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了一次关于子弹库帛书(bóshū)的研讨会。这是(zhèshì)子弹库帛书出土后第一次向(xiàng)世人亮相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。 此时的(de)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。1971年长沙(chángshā)马王堆一号墓发现后，为了(le)积累经验发掘二号墓和三号墓，在当时已成为湖南省博物馆员工的任全生指认下，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，并新发现一幅(yīfú)人物御龙帛画。郭沫若闻讯非常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(yīshǒu)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。 郭沫若也是阿瑟·塞克勒想见的人(rén)。1978年(nián)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来华(láihuá)时就希望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直接谈送还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郭氏当时病情严重而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(dāngnián)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写道： “它（帛书）是我最重要的藏品……我一直希望我这件(zhèjiàn)文物，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，由一个美国人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我国人民(rénmín)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(lǐwù)……疾病(jíbìng)和死亡干扰了此事。” 阿瑟·塞克勒(kèlēi)也没有等到这一天。1987年5月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幕(kāimù)，《四时令》从此(cǐ)存放于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(zhàn)》及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匿名捐献的名义入藏同一美术馆。 出土时承放帛书的(de)竹笈 由阿瑟·塞(sāi)克勒而始的艺术捐赠事业，在他(tā)死后(hòu)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美术馆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(zhuānqū)或捐赠致谢。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(āsè)·塞克勒的(de)(de)侄子理查德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地用在了1996年普渡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，被(bèi)普遍以“不(bù)含成瘾性”的宣称广泛(guǎngfàn)促销，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：超过700万人服药后(hòu)上瘾，超过20万人死于过度用药(yòngyào)，受害者中包括《老友记》里(lǐ)钱德勒的主演马修·派瑞。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撇清关系、拒绝继续接受其捐赠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为如今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以去塞克勒化。 《四时令》目前仍然存放于华盛顿的(de)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等待后续(hòuxù)的进一步追讨 柯(kē)强于2005年死亡，他从中国返美(fǎnměi)后受精神错乱的折磨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。1993年，帛书研究者(yánjiūzhě)、北大教授李零曾去信请求与他见面，柯强没有回信。 子弹库帛书(bóshū)出土后，流落海外已近八十年。一件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~3世纪的(de)古物，出土后却(què)见证了种种世态：实操能力顶级却目不识丁的盗墓贼；因为讨价还价(tǎojiàhuánjià)而失之交臂的考古学者；视若珍宝却因轻信一时而悔恨终生的古物玩家；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古董掮客；受过世界(shìjiè)一流高等教育、却吃相难看坑蒙拐骗的文化强盗；既嗜财牟利不择手段、又迷恋(míliàn)中国文化似乎良心未泯的艺术藏家…… 如果对文物的热爱发展为占有欲(zhànyǒuyù)，那对于文物不啻一场灾难。如今平安回家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期待《四时令》在(zài)辗转数次易手之后，能够尽快(jǐnkuài)归国重聚。此时的中国，毕竟已经不是(búshì)八十年前的中国。 文/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(bàoliào)有奖！）